在當今畫壇享有盛名的張立辰先生是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教授，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如同自己畫風的姿肆雄渾、氣格高邁，張立辰的性格也直率、豪爽。在一個中秋節的下午，我上門請畫家回憶下放向陽湖的經歷，并順便闡述生活與藝術的關系，他欣然答應，首先很干脆地概括了兩句話：“干校三年，因禍得福。”

張立辰出生于1939年，26歲時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曾師從藝術大師潘天壽，專攻大寫意花鳥畫。1970年5月，他所在的人民美術出版社集體奔赴咸寧干校。與大多數同事有所不同，張立辰是被押送著抵達二十五連的。原來在1969年歲末，他突然被工軍宣隊以“炮打江青”的罪名秘密關押，遭到嚴刑拷打，但他血氣方剛，拒不“認罪”，因而直到下干校，“問題”仍未弄清。他的“同案犯”還有張廣、徐希、王云光、劉汝陽等青年畫家。開始時，管理這批文化人的北京軍宣隊比較“左”，說了不少過頭的話，做了不少過火的事。好在不久就由湖北軍宣隊接管，負責人李曉祥政委頭腦清醒，經過深入調查后，在崐“四五二”干校總部的大會上宣布：“干校的任務一是抓生產，二是抓運動。但我看了文化部帶到咸寧來的一些案子的材料，如果真的屬實，不少人該槍斃，實際上不可能真是那么回事！”這話極大的穩定了“軍心”，干校再沒有人人自危，尤其是張立辰等人頓時感到“換了空氣”，壓抑的心情稍稍得到舒展。

健談的張先生講述往事時聲音洪亮，毫不掩飾內心的激動。因為我以往采訪過不少人美社的畫家，對他們在干校的生活情形略有所知，便插話道：“當初‘五七’戰士除了精神壓力之外，體力勞動也是很苦的！”他點點頭，簡要介紹自己因政治上受壓，便憋著一股氣參加各種勞動，從不服輸。有時挑擔重達240斤，挖水渠一天完成七八米長的任務，可以說是一人干了幾個人的活。1972年初夏，他回京和苦等著他的戀人、青年教師胡萍結了婚，沒多久又返回干校勞動改造……

對張先生的這番講述，我有點不解，既然他在向陽湖受壓受累，為何今天反倒認為大有收獲呢張先生見我心存疑惑的樣子，解釋道：“我在干校雖然受了不少委屈，但從正面解釋，這種經歷總比平平淡淡要好。也許人生如此才稱得上完整、全面，否則會留下缺憾。向陽湖造就了一個時期文化人獨特的深刻思想，這是在正常情況下不易得到的。就我個人而言，干校可謂是‘天賜’一個深入實際、體驗生活的機會，既開闊了視野，又拓寬了題材，對藝術創作影響甚大。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一個畫家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經過摔打、鍛煉，就能加深對生活的感悟，創作出來的東西才耐人尋味。”接著，他舉例說，昔日在咸寧，曾多次目睹山中竹子撻風鞭雨的神姿，從中得到了同命運抗爭的力量。至于下湖撈蓮子、揀菱角，也平添了許多生活的樂趣。有時撐船到湖里，邊打魚邊觀賞落日與晚霞下成群的野鴨，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讓他感到暢快無比！

張先生的敘述飽含詩情畫意，我不自覺地陶醉其中，仿佛“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他談興更足，繼續介紹說：“最讓我留戀的還是向陽湖的荷花，葉大如傘，桿壯似杵。我從小在微山湖邊長大，也沒見過荷花這么粗，這么大。偶爾遇上暴風雨，荷塘里荷葉低頭，我摘取一片大荷葉蓋在頭上，躺在船上剝蓮蓬吃，這種生活頗似仙境，一般人享受不到！我現在講課，經常向學生宣傳向陽湖的荷花，甚至想找機會帶他們去向陽湖寫生。我從干校回京后，畫了不少荷花，還曾以荷花為題材辦過專題畫展……”

說著，他找出一本印刷精美的8開本《張立辰畫集》送給我。我馬上逐一翻閱、品賞起來。里面畫荷花的作品果然不少，百余幅國畫中以荷花命名的占了十分之一，如《墨荷》、《秋荷》、《新荷》、《夏日荷塘》等等。其中有兩幅還題上了同一首詩：“風來一片云，水漫幾重煙，殘荷聽疏雨，簌簌不覺寒。”不用猜，這一定是向陽湖的觀賞心得。可以說，沒有干校的生活體驗，就沒有今日張立辰筆下的荷花。

聽罷張先生的暢談，翻畢他的畫冊，我明白了畫家為什么說干校使他“因禍得福”。畢竟是位藝術家，他對咸寧開發向陽湖文化也十分感興趣，評價道：“文化部干校設在咸寧是個偶然，這是咸寧的幸運。歷史不會重復，盡管有損失，但得到的東西也不少。你們現在挖掘干校文化，可以留下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教育子孫。如果適時組織京城干校文化人回咸寧參觀，我想不亞于當初下干校的意義。”此語甚當，我離開張先生的畫室“漁人草廬”前，盛情預約他先行一步，早日重返向陽湖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