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當戈爾巴喬夫宣布：“我將要終止我擔任蘇聯總統這一職位所履行的一切行為。”幸運在場的劉香成用膠片記錄下了這個瞬間，第二天這張照片上了全世界所有報紙頭版頭條，并為他帶來了普利策獎。但他和瑪格南圖片社的成員們一樣，說不清什么是“新聞攝影”，卻可以花幾年時間在一個陌生地方生活，連孩子也跟在身邊，“但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我是那個時代最后的傳承者。”圖片背后的價值在于帶著自己的審美、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來拍攝那些圖片。

　　在這本影集中，讀者可以明顯感受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國照片中，中國人的情緒都非常飽滿、昂揚。“凱文對當代藝術很有研究，現在的畫就是表現不出來當年社會主義寫實派那種鏡頭。現在的人去唱歌，也唱不出那個調子。每個時代有自己的節奏，其中包括人的精神狀態、聲音，圖片也有這種力量。我們在梳理的時候，就希望，在我們能夠找到的、盡可能找到的資料里，去表現當時的時代精神。”

　　劉香成出生于1951年的香港，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郵傳部尚書陳壁，在中國歷史上，他曾挪用部分福建馬尾船廠的經費來修建慈禧太后的頤和園，他創辦的學堂中有一位學生叫梁漱溟。劉香成的父親劉季伯出生于湖南的湘潭，從軍然后讀書，成為蔣介石福建省國民政府的一名官員。結婚后的鄰居中有一位叫嚴家淦的，是蔣介石去世后的臺灣地區領導人。1949年后，劉家前往香港，劉香成就在那里出生，是6個孩子中最小的一位。但3年后，母親帶著劉香成遷回了福州老家。當年的私家四合院成了大雜院。在那個年代，劉香成的身份是出生于香港的華僑，班級中少數沒有紅領巾的學生。1961年，劉家又回到了香港，遠離了被政治漩渦攪動的大陸。父親在香港是報人，1970年劉香成去美國念書，父親阻止了他念新聞的想法，最后他選擇的是國際關系。不過改變他命運的卻是大學期間的一門選修課，他在攝影選修課上遇到了基恩·米利，當時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他建議劉香成去他的《生活》做他的實習生。之后，他親歷了西班牙、葡萄牙動蕩的政局，他走遍了中國、蘇聯、印度、韓國、阿富汗等20世紀后半期幾乎所有的政治熱點地區。

　　從1970年代起許多西方人通過他的鏡頭了解真實的中國。 那些30年前的照片，幾乎成為西方了解后毛澤東時代神秘中國的窗口，照片后來集結成暢銷攝影集《毛澤東之后的中國》，去年這部分照片集結成攝影集《中國：1976-1983》在國內出版。1992年，當戈爾巴喬夫宣布：“我將要終止我擔任蘇聯總統這一職位所履行的一切行為。”幸運在場的劉香成用膠片記錄下了這個瞬間，第二天這張照片上了全世界所有報紙頭版頭條，并為他帶來了普利策獎。

　　“我拍戈爾巴喬夫辭職，是一個意外”

　　早報：1992年，你用鏡頭記錄了戈爾巴喬夫辭職和蘇聯解體的歷史性時刻，你也憑借這張照片獲得普利策獎，這是否要歸功于幸運？因為當時只有你一位攝影記者在場。

　　劉香成：當年，我結束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洛杉磯，我跟美聯社社長說，你答應我從北京回來之后，2年后能派我出去。那個時候甘地夫人剛剛被刺殺，他就問我愿不愿去印度。我很高興地說好。我又要出國的消息，連洛杉磯分社社長也知道。當這個消息傳開的時候，我在暗房洗圖片，其他美國記者跑到暗房跟我聊天。他們對我說，劉香成你瘋了，所有美國記者的夢想就是來南加州，你好不容易從北京調回洛杉磯，你現在居然要去印度？他們感覺這有點不可理喻。

　　我拍戈爾巴喬夫辭職，是一個意外。我進克里姆林宮的時候，還不知道演講完了蘇聯會解體。我只是人緣不錯，人家（CNN）去采訪，拉著我也去，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走進去。當然我也是有作為的，不是人家說不準拍就不拍，那是給了你機會也丟了。機會，在這個故事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當年西方記者要有蘇聯外交部發的攝影簽證，是很難的。當年我去蘇聯的第一個月，《新聞周刊》有個記者叫彼特·特尼，他就常年有這個簽證，他有事情就從巴黎飛到莫斯科。但他說喜歡巴黎，從來不住在蘇聯。我記得，有一次在一位美國外交官家里吃飯，那位彼特對我說，希望有機會來蘇聯居住一段時間。我說話很沖，我說，“彼特，等你做決定的時候，那就晚了。”過了幾天，蘇聯就解體了。等他和弟弟再次出現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存在了。可他有這個簽證已經五六年了，他就是不愿意去。

　　我對蘇聯的興趣，是因為我當年在北京的時候，遇到很多優秀的美國記者，我發現他們大部分都去過蘇聯。然后他們對我說，中國這個制度都是抄襲蘇聯的。我要知道中國制度為什么這樣，我要知道一個解釋。在我的思想里面覺得，這很有意思，有機會我一定要去蘇聯。有一次和美聯社社長在一起，隨口說想去蘇聯。過了段日子，他對我說，你還敢不敢去蘇聯。這樣機會就來了。那個時候，我才在韓國不到一年，然后又把韓國家里的所有東西重新打包裝箱運到德國，用卡車再運到莫斯科。

　　“現在的攝影師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去生活”

　　早報：一張照片背后的生命力和價值在哪里？

　　劉香成：我的老師基恩·米利是一個有著19、20世紀傳統的歐洲人。用圖片說故事，首先在德國柏林開始，然后轉到法國、倫敦、美國。《生活》創辦的時候，頭一批吸收的就是這些歐洲攝影記者，包括卡帕兩兄弟、布列松，他們不會有什么是新聞這樣的問題，他們更多帶著人文關懷。你看布列松拍法國的圖片，那才叫真正的好，相對而言他在中國的作品不怎么樣。只是中國人好奇，中國的形象在布列松那里呈現了。

　　這批歐洲人，帶有很濃厚的人文主義關懷拿相機看世界。在我跟基恩的九個月里，他輕輕松松地用這種傳統影響了我。當年所有那些瑪格南圖片社的記者也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什么才是新聞攝影，他們出門的時候也是受雜志委托去拍圖。那個時候雜志有錢，比如《時代》，他們會對我說，劉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們一起朝圣、喝茶，這不是四天四個禮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裝箱，運到另外一個國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學。所以，我的圖片沒有很強的新聞感，但確確實實我又是做了不少新聞攝影。可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所有大報大雜志社都在裁人，怎么可能還會有這樣的條件呢？但那個攝影的人文時代一去不回了，我是那個時代最后的傳承者。

　　這就是圖片背后的價值，帶著自己的審美、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來拍那些圖片。

　　早報：所以，這也是我們常說的，攝影器材和技術越來越高，圖片越來越多，但好的片子還是幾十年前的。

　　劉香成：這是因為，現在的攝影師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去生活。布列松不大愿意接受采訪，但有一篇紐約時報上的專訪，他這樣解釋決定性瞬間：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門在同一條線上出現的時候，才會出現決定性瞬間。當年我在北京工作了四五年，我對生活的細節非常感興趣，但當時很多西方攝影師覺得沒什么意思，這比去人民大會堂照國家領導人來說真是小兒科。但這個東西其實有它的生命力，要記錄一個時代瞬間。

　　“中國攝影師自己畫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

　　早報：之前看一組你在1980年代初前后的作品，你的照片中的中國呈現出和其他西方攝影師很不同的地方，比如你不會刻意去捕捉那些乖張的政治行為片段。

　　劉香成：我的圖片跟他們不一樣的原因之一是，我是中國人，我對這個土地和上面的人感情不一樣，而美國人的教育給我的是獨立的思考，我就是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里有很多政治信息在里面。我的圖片其實是圖片的政治報道，雖然是日常生活。所以我的圖片都是人與人的感情對話，獨特的一面是中國，是我中國人的感情。

　　早報：說起相機，你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劉香成：在許多采訪中都說不想談相機，因為一想到相機，就會把它跟其他器材聯系在一起，衛星電話、暗房、三腳架、放大機等等，一出門就是70公斤重，還要搬家。人家問我，還照不照相，我當然在照相，就是我用自己的眼睛和心靈在照相，看這個世界。

　　早報：你怎么看中國年輕攝影師？

　　劉香成：中國人很喜歡給自己設個框框，比如攝影師，他們一會兒會說今天我要做觀念攝影，明天要做紀實攝影，后天是新聞攝影，這是對他們最大的約束。這是我遇到的中國攝影師最大的問題，他們自己畫個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