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廣州三年展的三位策展人之一，張頌仁曾隨廣州三年展策展團隊做巡回研討，記者針對當代藝術的展覽機構、主題等一系列問題，在杭州對他進行采訪。從他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窺探出當代藝術展覽的一些出發點和立意。

　　記：廣州三年展策展團隊最早在泰特美術館研討時，曾談到當前的許多大展對“泛政治化”的語境不太關注，從而使得雙年展一類的展覽落入了比較尷尬的境地。

　　張：恰恰是對“泛政治化”語境的過于關注，而且這種關注變成了對藝術的一種限制。去年開幕的卡塞爾文獻展，就沒有針對前一屆時提出的多元文化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推進，反而陷入了更封閉的立場中。同時也沒有將比較多元的現代聲音，放置到真正多重現代的舞臺上，而是依舊將它們歸納到歐洲主導的立場中去。不過，本次威尼斯雙年展上倒是刻意回避了這一問題。

　　記：幾乎每個人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都多少受到后殖民的影響。挑選“后殖民”作為雙年展的主題，對你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張：其實后殖民這個話題在中國并不普及，也不受歡迎。可是后殖民這個話語，在整個國際范圍內卻非常流行。對于它的討論，我想勢必也會蔓延到中國。我們沒有采取后殖民的話語、后殖民的策略，卻并不代表我們沒有面對后殖民的文化現實。殖民時代的文化現實，在后殖民的理論中也通用。

　　記：在2006年時，你曾經參與過青浦的“黃盒子”計劃。從“黃盒子”到廣州三年展，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些策劃思路上的聯系？

　　張：藝術品必須要經過美術館這一現代體制，才能得到全面的確認。如果我們不介入這一平臺的話，首先就無法真正進入自身的平臺。比傳統藝術更為強大的新平臺，除了可以讓我們介入世界舞臺外，還變成了藝術與現代技術不可分離的關鍵。

　　“黃盒子”計劃最初的嘗試，就是試圖將傳統藝術通過一定的形式，放到當代的舞臺中。不是簡單的借尸還魂的問題，而是希望通過我們如今的新機制來容納傳統文化，而不是一味簡單化地去改變它。像谷文達的巨幅書法，似乎就適合當代藝術的機制，但是簡單地以蠅頭小楷用以展示的話，就會讓外界感覺這并不是當代藝術，也無法進入當代藝術的展示平臺。當代藝術的平臺是目前最具國際化的平臺。“黃盒子”計劃最初的構思，就是給珍貴的藝術形式一個介入權力平臺的機會。

　　記：這樣一來，傳統藝術的性質似乎很容易發生變化。

　　張：“黃盒子”計劃，首先是讓傳統藝術嘗試當代藝術展示這一平臺，同時還不能消減它們本身的藝術特征。這些實際上并不是創作者的問題，而是策展人的問題，關鍵在于如何調理觀眾欣賞時的心態和對它的認識。

　　記：從你的眼光出發，如何看待2000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變化與發展？

　　張：實際上我對年輕藝術家的了解，比如之前國內定義為70后、80后的藝術家，是很少的。我倒是覺得他們面對的問題，和之前在1990年代看到的那批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之前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在今天的年輕藝術家看來，似乎已經不是問題。比如說1990年代那代人對民國時代、“文革”時代所作的思考，在我看來，還沒有好好的發揮和闡釋清楚。而現在的藝術家則直接跳過了這些，進入到網絡虛擬的視覺語言中，這種語言實際上只是日本動漫和西方視覺體驗兩者的結合體。當然，新的語言我們不能忽視，這是時代賦予的體驗，可以去面對，但是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和轉化，卻是藝術家無法回避的問題。另外，新一代藝術家對視覺語言的情景轉變、在媒介上的轉變，更習慣于用錄像、攝影來表達，這種轉變讓他們陷入了整體感官過于視覺化的狀態中。

　　記：中國的當代藝術很大意義上來源于一種對西方世界內的文化的一種對抗策略。

　　張：關于中西文化對抗的話題，實際上也是我們這100年來最強調的話題。我們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具體到對它的抵制與接受，在中國近百年的發展中，可以說積累了很多經驗。所有這些的開始，都是因為了西方有一個與我們對等且相抗衡的文化體系，我們忽略了西方文化體系的強大和系統。

　　我們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完全可以用后殖民，甚至是殖民化的態度進行思考，并且應該是自我認識中的反殖民。自我反殖民完全是一種自我的吸納，跟別人賦予你的話語權是完全不一樣。假如我們反思中國的歷史，將其理解為非常的不堪，那么這種認識不是外人強加給我們的，而是我們自身的問題，應該自我去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