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普通的地圖不同，王久良的地圖上密布著黃色的標識，那是他拍攝過的北京周邊大型垃圾場。這樣的黃色標識有400多個，像一個巨大的包圍圈，將“北京市”圍在當中。

從2008年10月開始，王久良以自由攝影師的身份走訪了北京周邊的大型垃圾場，拍攝了4000多張照片。這些垃圾場往往有上萬平米規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附近，環繞著這座城市。王久良給自己這個尚未完成的項目命名為“垃圾圍城”。

在不久前舉辦的第五屆連州國際攝影年展上，王久良因為這組尚未完成的作品而獲得年度杰出藝術家金獎。

被垃圾改變的生活

王久良曾經考上過3次大學。1996年王久良高中畢業，考上了山東的一所大學，但因為覺得“沒意思”，上了一段時間便主動退學。再回到高中復讀了兩個月文化課之后，順利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學。在西安讀了一年多，王久良又覺得“沒勁”，決定報考傳媒大學攝影專業，在回到高中復習了兩個月之后，他成為傳媒大學里比別人年長7歲的“新生”。

1997年王久良就在濟南建立個人攝影工作室，在傳媒大學期間，連續三年參加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王久良對自己的攝影專業課成績非常得意。

2008年，為了拍攝《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了在山東鄉下的老家。在田間地頭，他看到了無處不在的裝農藥的塑料袋。小時候家里不是用棕色的瓶子裝農藥嗎？一瓶可以用一年。但現在每用一次，就會產生一個塑料袋。

王久良并不知道塑料袋的化學成分，只是想到不容易降解，而到處扔的袋子，肯定還有農藥殘留，會對水源造成影響。小時候曾經捉魚抓蝦的小河，現在什么都沒有了。怎么會變成這樣？王久良問自己。

回到北京之后，他馬上騎著摩托車到處找垃圾。最初是想拍攝一組針對商品社會消費主義的作品，垃圾只是其中的背景。王久良拿出三次高考的精神，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甚至開始自學化學。隨著研究的深入，背景逐漸轉變成了主角。

在北京，究竟有多少垃圾堆？作為一個普通百姓，王久良很難知道。他找到房山區在奧運會前的一個詳細的統計表，這一個區就有100多處垃圾場。統計表上還列出了各個垃圾堆開始填埋時間、垃圾庫存量、地理位置和占地面積等。王久良把超過一萬平米的都標出來，在他看來，那些一百平米的垃圾場，都只能算是“小垃圾堆”，不在拍攝范圍。

“當距離垃圾填埋場3公里的時候，就能聞到刺鼻的味道。大型的垃圾填埋場是不適合建立在人口眾多、土地資源緊缺的地方的，而北京恰恰符合這兩點。”王久良現在儼然已經是城市垃圾處理專家，說起北京的垃圾處理數據來如數家珍。“現在北京正規大型垃圾填埋場是16座，而且北京近郊的，5、6環之間的是8座，可以說就在大家身邊，沒有地方可以再建垃圾場了。北京現在垃圾生產量是每天1.84萬噸，這是一個相對可靠的數據，垃圾填埋場現在是超負荷運轉。”

錢一直是困擾“垃圾圍城”拍攝的問題。拍攝過程中，王久良把個人的需求降到最低點，住便宜的小旅館，不帶換洗的衣服，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

一年多里，王久良為了拍攝“垃圾圍城”已經用掉了10萬元，大多來自畫廊、朋友和批評家們的資助。那些給予錢和物支持的人，都有著和王久良相似的看法，希望他去完成他們做不到的事。“連州攝影展年度大獎的獎金有1萬元，銷售以前的攝影作品也還有一些錢。”究竟還能堅持拍多久，王久良心里也沒底。



垃圾地圖

“垃圾圍城”系列的圖片都以垃圾場所在的位置和坐標命名。

在標注著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鎮官牛坊（40°09′06″N ，116°22′14″E）的照片中，一座大型垃圾場就在小河邊。以遠處電線桿為背景，牛群正在垃圾場內尋找食物。那些黑白相間的奶牛來自附近的養殖場，它們每天在受到垃圾污染的小河里喝水，喝足水之后再到垃圾場美餐一頓。在照片的背后，這些垃圾堆上的奶牛們產出的奶可能正從養殖場運出，分別被送到各大賣場，最后被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喝下。

編號為“08”的照片拍攝于北京市通州區永順鎮黃瓜園，這里地處朝陽區與通州區的交界處，是一座存量巨大的垃圾山。在王久良的作品中，近處是堆積的糞便，不遠處則是已經建成的高檔社區。

編號為“111”的照片，拍攝的也是永順鎮。畫面右側，一個人站在一輛抽糞車上，正在傾倒未經任何處理的糞便，這樣的傾倒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王久良找到了400多個類似的垃圾場，用掉400卷120膠卷。連州攝影展上展示的，只是從4000張圖片中選出的一小部分。王久良的QQ 頭像是一輛摩托車，那是他拍攝“垃圾圍城”的交通工具。最初，王久良開著摩托車“跟蹤”垃圾車，用這種笨方法尋找垃圾的去向。通過這個笨辦法，他到達了北京周邊一個又一個的垃圾場，把確切的地點一一標注到“垃圾地圖”上。隨著地圖上代表垃圾場的黃色標志不斷增多，摩托車的里程表也達到了7500公里。

王久良還在不斷完善著“垃圾地圖”，在最終的版本上，還將標注每個垃圾場的詳細地點和規模。“我的目標是達到12500公里，實現兩萬五千里長征。”



愿意放棄作品版權

垃圾與污染近年來正在成為國內外攝影師關注的對象。而與那些將垃圾場的細部放大，通過令人作嘔的畫面震撼觀眾的照片相比，

“我要代表大眾去冷靜地看這些垃圾場，相對客觀、不帶主觀色彩地，去呈現垃圾場的基本狀況。”為了突破鏡頭本身的視角局限，王久良使用了數張照片拼接的辦法去完成大的場景。但為了保證每一張圖片的原始真實性，他拒絕采用數字技術去完成天衣無縫的拼接，因此他的許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明顯的拼接縫，這也讓他的作品帶上了鮮明的性格烙印。

王久良不愿“垃圾圍城”當成藝術品，也不愿別人以藝術品的名義把這些片子拿去賣錢。他一直讓大家把“垃圾圍城”想象成證據型的圖片，證明早已存在的基本事實。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時間把一個城市的垃圾現狀記錄給我們看，令我們震驚。”攝影評論家鮑昆說，“我們在無邊無際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現代景觀的崛起，它們是那么美麗妖嬈，甚至讓我們忘記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王久良甚至表示，放棄自己對于“垃圾圍城”的版權，歡迎任何形式的傳播，只要是對于垃圾圍城的現狀改變有幫助，可以隨便拿去。為了讓更多的人理解“垃圾圍城”，他還要制作一個深入的紀錄片，希望可以生動而詳實地說明問題。

“我們不談藝術，只看事實。如果做某個事情沒有對良性發展起到積極作用，那等于白做，做了有什么意義？難道僅僅是為了做展覽，給一幫攝影評論家、一幫攝影媒體去看嗎？我更希望看到我片子的是每一個普通民眾、各級政府的環衛部門。畢竟垃圾跟我們是有直接的關系的，我們生活在北京，我們吃菜，我們喝水，我們呼吸空氣。”



B= 外灘畫報
W= 王久良

B: 將垃圾納入鏡頭中的攝影師在國外也有，他們的鏡頭中，垃圾堆積成山，觸目驚心。但是你的圖像卻顯得比較平靜，甚至有時候要仔細辨別才能分辨垃圾。這么處理的初衷是什么？

W：我首先是想相對客觀地表現垃圾場的基本形態。剛開始拍垃圾場的時候我就考慮過，如果展現臟臟的垃圾場，覺得意義不大。我更多考量的是垃圾場和周邊環境的關系，這才是重點。環境又包括兩方面，一個是自然環境，一個是人文環境。比如說我拍大興區的兩個垃圾轉型站，周邊全是菜田。大興是北京的“菜籃子”，所有大賣場的蔬菜都來自這里。當這么一個垃圾場對地下水造成影響，澆水都取自地下的時候，那么這個垃圾場就跟我們有關系了；當我們喝著牛奶的時候，垃圾堆上生長的奶牛跟我們沒有關系嗎？當我們吃涮羊肉的時候，羊整個冬天都在吃垃圾，一直在生病，羊倌不停地給它們注射抗生素，跟我們沒有關系嗎？

B：你先后拍攝了幾百個垃圾場，并且自制了一幅北京周邊的“垃圾地圖”。在最初拍攝時，你是怎么尋找并確定自己的拍攝對象的？

W：首先一點是這些垃圾場客觀而普遍地存在。前期我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對整個垃圾問題作了一個“補償性”的學習。對于如何實施拍攝計劃，首先是實地考察，我在北京周邊已經發現了很多處垃圾場，我也曾經去尋找、觀察了幾處。然后我借助Google　Earth 上的地圖，標注了13座大型垃圾填埋場。根據已經去過的野垃圾場，我在北京五環到六環之間鎖定了400 多個具備相當規模的目標，成為我的拍攝對象。

B：拍攝“垃圾圍城”一年多以來，你的生活有怎樣的改變？

W：很多方面有很深刻的影響，和我一起工作的紀錄片攝像師現在都不吃肉了。我家人、朋友看到我拍的片子之后都受到很大的影響，不自覺地向環保的方向去靠。這很好。我首先聲明，我不是一個極端的環保主義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分子。但是對垃圾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之后，就會有效地克制自己不必要的欲望。

在整個社會的大潮中，我們都是被裹挾進其中的。比如坐火車時，餓了，要么吃方便面，制造一個大大的面桶；要么吃盒飯，產生一個塑料袋和一個泡沫盒。我們現在用的舀子和掃帚什么的都是塑料的。但在我小時候，老家種葫蘆，葫蘆一劈開就是瓢。美麗的植物生長出葫蘆，然后制成一個瓢，多美的東西。用壞了也沒有關系，隨手一扔，很快就降解。

我現在出門，都是自帶牙刷和毛巾，賓館的拖鞋我從來不穿，寧愿赤腳。我在一個廢品回收點見過海量的牙刷、梳子、一次性沐浴液的小瓶瓶，很可怕。把牙刷和毛巾放自己的旅行包里，本身是很簡單的事情。這些習慣養成之后，還是能節約很多東西。

我接受媒體的傳播，希望傳達給更多的人。后面的創作還要跟進，我想相對深刻地改變人的內心，如何讓人養成好的習慣，認識到浪費和污染的危害性，從而改變自己的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慣，減少垃圾排放，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源頭。

B: 最近一次的拍攝是在2010年元旦之前，幾千張作品之后，你是不是已經對垃圾麻木了？

W：拍攝初期和拍到后面是不一樣的。剛開始拍攝的時候，我還是憤世嫉俗的、憤怒的。后來就越來越冷靜，或者說冷酷也可以。冷酷當中還夾雜著憂慮。剛開始是咬牙切齒，一進垃圾場立馬感覺進入拍攝狀態；但拍到最后，我進入垃圾場，先是退后三步，先找個安靜的地方停下來抽根煙，再去看。那時候心情很復雜，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拍攝的風格，影像上的呈現也有變化，最初拍的大量的片子，更接近傳統紀實。

B：你繼續做“垃圾圍城”的理想和生活的現實之間還是有差距，你剛剛結婚，在北京的生活如何繼續？

W：當你把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的時候，也能過得下去。平時吃飯都在家里，出去拍片子往往是半個月，再回家兩天，換換衣服，補充膠卷什么的。那半個月就是能吃什么吃什么，住最便宜的小旅館。因為我知道錢來之不易。

像其他普通的、正常的女人一樣，我老婆對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讓她平穩地生活，而且堅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還是灌輸價值觀念，讓她感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她很善良。我無所謂的，一個人是能很簡單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說心里話，誰不想讓家人過得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