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傳統媒體經濟狀況每況愈下，自由攝影師這一職業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他們得自己承擔拍照的差旅費和伙食費。如果沒有媒體買，就等于白拍。雖然現況不妙，仍有為數不少的自由攝影師為理想而堅持。費加羅圖片社攝影師Bruno Morandi 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大部分時間，他每天背著近70 斤重的東西在全世界各地跋涉。近日他自費來中國拍照期間，接受了《外灘畫報》的專訪，暢敘身為自由攝影師的個中甘苦。他說：“我認為所有的人都過著大同小異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覺得很舒適。”

自由攝影師越來越不好當了。網絡的發達、攝影器材的先進和普及使得人人都有了擔當攝影師的可能。

2005 年倫敦地鐵爆炸后，《巴黎競賽畫報》把手機拍攝的爆炸圖片放在了頭版。這一事件無形中暗示著：攝影師的重要性是否已大打折扣？傳統媒體的財務狀況越來越不樂觀，它們也越來越不會出錢請一個自由攝影師去拍照片專題了，大多數自由攝影師都得自己解決拍照的差旅費和伙食費。拍照的性質就跟賭博差不多，如果沒有媒體愿意買，就等于白拍。

作為一名自由攝影師，BrunoMorandi 也無法在攝影地位下降的歷史潮流中明哲保身。在采訪前，對旅游攝影師這個職業的艷羨主導了我對Bruno的印象：背著巨大的背包，邁著孤獨的腳步，走遍世界每一個或美妙絕倫或風姿綽約的角落，把美景留在鏡頭里，把背影留給世人，無拘無束，浪跡天涯。見到Bruno 之后才發現，旅游攝影師留給世人的照片背后有說不完的艱辛。

這次來中國拍照是他自己出的錢，如果找不到會英語的向導，他很難和當地人溝通；雖然患有嚴重的腰肌勞損，卻經常要凌晨五點鐘就起床，背著沉重的攝影器材跋山涉水；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奔波，只有三個月時間在巴黎家中度過。

旅游攝影師這一職業往往有一個共性——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面對他拍的一張或一組照片卻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如今這個年代，哪怕是曾經拍出過震驚世界的照片的攝影師，也可能要擔心照片的出路問題了。以前行情好的時候，一組外國攝影師的照片在中國通?？梢再u出2 萬元人民幣的高價；可現在，如果一組照片能賣到5000 塊，圖片社就高興得要開香檳祝賀了。著名戰地攝影師Michel Setboun 拍過的一幅薩達姆肖像，曾經登上過全世界104本雜志的封面，他曾被子彈射中大腿，從戰場上載譽歸來，可是由于財務狀況不佳，只能轉行拍風花雪月；全世界最著名的時尚攝影師之一安妮·萊布維茨，因為欠債2400 萬美元面臨破產；堅持拍照的攝影師越來越少，有的干脆退休回家種土豆。

相比之下，Bruno 還算幸運，他一直在堅持。2002 年，Bruno 所拍攝的托斯卡納風景刊登在《文明》雜志上，那是中國讀者第一次見到他的作品。Bruno 的攝影風格很受中國雜志歡迎，因為他的照片色彩明快，表現的都是世界最美好、最精彩、最神圣的一面，無意中滿足了中國大多數生活時尚類雜志的需求。對中國的喜愛也讓他成了中國的?？?，云南、貴州和廣西是他最喜歡的中國省份。10 月底，他再度來到中國取景，并接受了《外灘畫報》的專訪。

色彩神韻

Bruno 作品里的顏色像不小心潑出去的顏料，看似漫不經心，實則用心良苦。他故意選擇那些能造成強烈視覺沖擊的場景和構圖，照片像被賦予了無窮的生命力。

早年，Bruno 嘗試過黑白攝影，但黑白兩色無法完整地傳遞照片信息。“而且，黑白攝影太容易了，因為它很容易抹掉一些相近顏色的區別；彩色攝影對攝影師的挑戰更大，需要對色彩有更好的掌控力。”

Bruno 最喜愛的攝影師、被他稱為“大師”的亨利·卡蒂爾- 布列松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黑白攝影師。如果不考慮彩色和黑白的差別，從Bruno 作品中依稀可見布列松的影響。

Bruno 最有名的攝影系列之一是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紗麗印染女工。他用了四天時間觀察那些印染女工的生活，拍出了顏色飽滿得幾乎要滴下染料的驚艷之作。已經染色待干的巨幅紗麗垂掛下來，穿著印度傳統服裝的女工隨意地晾曬和折疊，讓人聯想起印度的充裕陽光。這樣的照片是每個人都愿意放大了掛在墻上或者相框里的。

Bruno 把游歷印度的經歷融入了一本《印度的色彩》圖冊里，這是一本20厘米×20 厘米的小書。火紅的辣椒讓人聯想到誘人的當地美食；焦特布爾是個藍色之城，據說藍色是最高種姓“婆羅門”的專屬顏色。婆羅門把自己的房子涂成靚藍色，來凸顯自己的高貴身份。慢慢地，非婆羅門姓的家庭也把房子涂成藍色；拉賈斯坦邦的傳統繪畫藝術“曼達塔”和“塔巴”繪制在走廊或門廊上，這些充滿線條的活力全部出自婦女之手。最有趣的當屬印度一年一度的色彩節，印度語中發音為“Holi”，每年的這一天，人們會用類似水槍的工具把各種色彩噴涂在別人身上，據說幸福會隨著色彩一起傳遞。



在尼泊爾的rana tharu，Bruno 被當地少女的民族服裝吸引了。與其稱其為衣服，不如稱之為色彩的拼貼。每件衣服上都有不止10 種顏色，再配以玎玲作響的銀色配飾，讓人眼花繚亂。“ 彩色賦予了照片某種神韻。”Bruno 對自己的作品這樣概括。



Bruno 的作品在《國家地理》、Ulysse、Gala、《費加羅雜志》、DS 以及VSD 等雜志上發表。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他的圖冊，如《拉賈斯坦印象》、《永遠的托斯卡納》、《托斯卡納村莊》、《尼泊爾——色彩和光》、《普羅旺斯，飲食精神》、《托斯卡納，飲食精神》等等。他的作品不僅會吸引人們前去旅游觀光，還能讓人們充分領略到他從人類、自然、文化中捕捉到的美。

艱苦旅行

Bruno 說，自己首先是個旅行家，其次才是攝影師?？墒撬麖膩聿恢朗裁唇?ldquo;輕便旅行”。

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要隨身攜帶下面這些東西：“電腦是必需的，每天我都用它來與我的代理商聯系，睡前也會用它來處理我的攝影作品。其次是相機，我隨身帶了兩個相機，一個是NikonD700，與之相配的有四個鏡頭。另一個是膠片相機哈蘇，它也有三個鏡頭。還有三腳架。”

行李里還有少量的衣服。Bruno有一件在冰島買的登山服，不算厚，可是很保暖，能抵得上三四件普通毛衣的御寒力。去寒冷的地方，Bruno只要把登山服套在T 恤外面。所有的東西加起來差不多有70 斤。他帶著這些物品，走過中國、蒙古，穿過印度、巴基斯坦、非洲舍夫沙萬，還有他的第二故鄉尼泊爾。

尼泊爾之行是Bruno 人生的轉折點。18 歲之前，他是個害羞的男孩。即使現在也還是這樣，他喜歡給別人看他拍的照片，可是不會給別人看他本人的照片。“拍照時，我就躲在相機后面。我可以躲在相機后面和陌生人打招呼，如果沒有相機，我也不敢面對面地和別人打招呼。”18 歲之前，他幾乎沒有離開過巴黎，只是偶爾去出生地意大利的托斯卡納看看。18 歲時，沒有錢的他和一群和他一樣沒錢的旅行者一起去尼泊爾旅行，一待就是兩個月，從此開始了身兼旅行者和攝影師這雙重身份的漫長征程。

尼泊爾的夏天很涼爽，Bruno 喜歡在黃昏時任微風吹過面頰，欣賞泊爾少女的曼妙身材。隨處可見的莊嚴寺廟和巍峨山峰讓他常有片刻的窒Bruno Morandi（中間坐者）和巴基斯坦蘇菲的朝圣者們在一起息感，還有巧奪天工的手工藝品和民族服裝。所有東方風情的元素把這個初出茅廬的法國小伙子徹底征服了。

當時Bruno 還是建筑系的學生。旅途中看到的一本小冊子改變了他的生活。冊子上有一句話：“自主的人必然喜愛冒險。”從此，Bruno 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像一個流亡者一樣浪跡世界，拋開了建筑的學業，拋開了一切束縛，立志要成為一個自主的人。

Bruno 尼泊爾當了一段時間的法語導游。Bruno所掌握的語言中，除了英語、意大利語、法語，還有尼泊爾語，以及一點點的印度語和烏爾都語。

第一次旅行有些艱苦，他坐在不怎么舒服的坐墊上游歷了尼泊爾。“從這第一次漫長的旅行開始，我就已經知道怎樣讓自己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了。”

適應環境對Bruno 來說不是什么難題。“我不會像一般法國人那樣計較別處的生活是不是很法式，我認為所有的人都過著大同小異的生活。世界上任何角落我都覺得很舒適。”

這次，Bruno 只身來廣西。在陽朔的時候，他租了輛摩托車，到處走，一切都靠自己。但是在大多數時候，他會通過旅行社找一個會說英語的導游，通常是600 元一天。但是中國是一個語言交流很困難的國家，在中國的偏遠山區，英語不太普及，每個地方的方言都極為不同，甚至連手勢都無法溝通。因此當有一次在貴州找到一個會說英語還懂很多少數民族文化的導游兼司機，Bruno 開心壞了。

柔弱內心


Bruno 喜歡隨性拍照，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不用花太多時間準備行程。他會帶上《孤獨星球》和各地英語地圖，這些是他最好的旅游指南。筆記本必不可少，用來記下那些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民族和村莊以及人的名字。比如在中國，他要求導游幫他寫下相應的中文拼音，便于記憶。



有時，興致上來了，他會給自己的照片配上文字。他說自己不擅長寫字，一兩頁還行，十多頁的文章要耗上他一個星期。

“最初，他們備受尊敬。這些身著黑色衣服的人，在伊朗的首都德黑蘭市中心的繁華地帶穿梭。市區的公寓墻上，是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巨幅畫像，這十年來，沒有任何變化。一些頭裹纏巾的毛拉手提公文箱，匆匆進出于寫字樓。

現在他們的境況似乎有些窘迫。祈禱的聲音被城市嘈雜的聲音淹沒，清真寺幾乎人跡罕至，公園里有大膽向女孩獻殷勤的年輕人。年輕女孩公然化妝，男孩子身著畫有美國搖滾歌星的T 恤衫。德黑蘭的高樓大廈到了晚上燈火通明，和倫敦、巴黎的夜晚無甚差別。雖然德黑蘭不能代表整個伊朗的變化，但是伊朗確實已經不再是人們心目中那個古老的國家了。”

Bruno 的文字和他的圖片一樣，透露出洞悉和睿智。他喜歡充滿了神秘感的東方國度，對它們一天天的富裕和現代化感到欣慰，也流露出遺憾。

他很坦率地說，他對很多東西都不太懂。“但是對于我，一個拍攝者來說，我不用去理解細節，比如為什么這個手指是藍色，為什么穿這樣的衣服。我關心的是我的畫面的美麗。如果我拍出一個人來，大家覺得這個照片很美，對我來說這就夠了。”

伊斯蘭教的神秘感、詩歌、音樂吸引著他。他進到教徒們的朝圣隊伍中，捕捉他們在月光下的面孔、眼神；一直拍打胸膛向真主表達忠心的伊朗教徒，用一生時間從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的巴基斯坦朝圣老人的故事，讓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Bruno 有如經歷一場洗禮；聽到苗族人的歌聲時，他會被深深打動；與那些短暫相處的人說再見的時候，他總是不忍地流下眼淚。Bruno 并不像一個長期旅行者那樣對很多情景習以為常，他總是用最敏感的內心去體會遇到的人和事。

“吸引我成為攝影師的，正是不斷地捕捉著生命片斷的機會：生命中優美的姿勢、簡單的動作，梳著烏黑頭發的尼泊爾婦女、抱著皮球準備跳上車的古巴男孩、搽了脂粉的男人或是女人、在自家院落的地上和墻上畫畫的拉賈斯坦婦女。就像是法國近代詩人雅克·普萊維爾的詩歌—十分口語、樸實，但是平凡的詞語中有奇異的想象和震撼人的力量。他的語言揭開了平凡生活的每一真實時刻，卻又遠遠超越生活的真實。我更容易被畫面感動，而不是被新聞報道。”

無緣戰地記者

Bruno 看見過貧窮和戰爭，可他對悲哀和苦難并不感興趣，他的照片中只有安靜祥和。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想過成為戰地攝影師。

1984 年，他和一個記者一起去巴基斯坦工作，大多數年輕的攝影師總幻想能做戰地攝影記者，Bruno 也一樣，很興奮地準備完成第一次戰地攝影任務。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周，他處處小心翼翼，但什么也沒發生，他覺得有些沮喪；可是當戰爭真正到來的時候，他卻一張照片也沒有拍成，只是想著戰爭何時能結束。“從那一刻起，我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做一個戰地記者。戰爭實在非?？植溃屛揖o張得無法拿穩相機。”

Bruno 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著發抖的樣子。說到害怕戰爭，他一點也不覺得不好意思，好像在說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又有點嘲笑當年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后來他選擇了無關政治和戰爭的旅游攝影，把美好的事物展示給人們看，雖然拍照的過程依然很艱辛，但是Bruno 喜歡“自討苦吃”。沒水洗澡是經常發生的事，在尼泊爾的時候，他連續5 個星期沒洗澡。如果去山上拍照，幾個月洗不到澡是家常便飯，Bruno 只能在途經河流的時候用河水稍微清洗一下。

Bruno 也遇到過騙子和小偷。當他感覺不對勁的時候，通常能敏銳地感覺到，于是采取敬而遠之的策略。但是有一次疏忽大意，出去拍攝的時候忘了關旅館門，回來以后東西都不見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我會和好人在一起，遠離壞人。”

但和伊朗的兩次“警察局之旅”相比，這些都不算什么了。

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凌晨六點鐘Bruno 爬上一個超級市場的樓頂拍晨曦，突然來了兩個人把他帶走了。“他們不會說英語，我示意說想打電話他們也不允許，過了一會兒我餓了想找東西吃也被拒絕了。又過了兩個小時，來了個會說英語的警察，我才知道，之前的兩個人是便衣警察，他們懷疑我是間諜，在偷拍照片。這個懂英語的警察同意我聯系了我的導游，又拿走了我的相機，弄出了我的照片發現沒什么異常才讓我離開。就這樣，我在那里待了6 個小時，底片也毀了，因為他們洗照片的技術很差。”

這件事過后沒幾天，在巴基斯坦南部的一個小村子里，Bruno 正在拍一位戴著面紗的婦女，又被一位便衣警察抓住了。“他拿走了我的相機，我只能大叫‘不不不’，因為我不想再去一次警察局，也不想我的照片再被毀了。我鉆進我的車，帶著他去了我的旅館，給他看了護照，才解決了問題。”

Bruno 像一根隨風飄搖的蒲公英，哪里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喜歡法國和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在托斯卡納艷陽下品嘗紅酒是再美妙不過的事情。可是，在第二故鄉尼泊爾，他體會到了另一種從容泰然的生活態度——“雖然我們很貧窮，可我們臉上總有笑容”—這是尼泊爾當地人常說的一句話。

然而對于貧窮，Bruno 始終不能釋懷，甚至憤怒。“世界是不公平的，有些國家什么都有，物質富足。有些國家什么都沒有，只有悲傷、戰亂和貧窮。”

一個朋友的朋友有個六歲的女兒，患上一種疑難雜癥，尼泊爾落后的醫療水平沒法治療。Bruno 和他的朋友在網上搜索，發現法國有治療這種疾病的技術和醫生，可治療費用高達30 萬歐元。

但是小女孩的家里很窮，沒法飛法國，更不用說30 萬歐元的治療費了。于是Bruno 和幾個朋友組成了一個籌款委員會，也向法國的醫院申請免費治療。一個月后，醫院同意免費，可那個小女孩已經不行了。“如果她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國家，她一定會獲得救治。就因為她在尼泊爾，找出病因就用了兩個月，籌款又用了一個月，整整耽誤了三個月。

而我呢？可以舒適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今天在尼泊爾，明天在巴黎。我們需要與貧窮的人們分享更多，我們所分享的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