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奔馬 甘肅省博物館藏

漢代美術中，“天馬”形象尤為突出，普遍出現于石刻、畫像磚、青銅器、陶俑等各種門類的藝術中。這些遺存并非單純的藝術想象，“天馬”崇拜的興起與盛行，反映著漢代雄渾大氣、開拓進取的時代精神，是漢代人精神世界的具象表達。

何為“天馬”？《山海經·北山經》中：“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這是第一次在文獻中出現“天馬”一詞，天馬為一種犬狀黑頭、見人則飛的異獸。而至漢代，“天馬”形象的塑造，則與漢帝國的國家意志緊密關聯。漢初國力羸弱，匈奴屢次襲擾邊境，漢朝缺乏善于作戰的良馬，多次在交戰中失利。武帝時期，為獲取西域的汗血寶馬，發動兩次漢宛之戰，良馬的獲取直接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初，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武帝劉徹將從西域引進的良馬命名為“天馬”，后也多次作詩贊譽“天馬”。如“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西極天馬歌》）

良馬的引進進一步加強了馬的重要性，“天馬”不僅僅是先秦臆想的異獸，在漢代升仙思想的影響下更是成為一種結合現實與神話的符號。這樣的思想，必然在諸多實物上有所體現，考古發現的各類“天馬”遺存，勾勒出了“天馬”崇拜在藝術作品上的基本形象。

在霍去病墓石刻群中，主體石刻“馬踏匈奴”以寫實與浪漫相結合的手法，運用圓雕、浮雕、線刻等方法，描繪了膘肥體壯的戰馬將身體蜷縮、手握弓箭的匈奴士兵踏翻在地，“馬踏匈奴”雖以寫實為基調，但馬匹昂首挺立的姿態、肌肉線條的張力所體現的力量，初具“天馬”雛形。陜西興平茂陵一號隨葬坑出土的西漢鎏金銅馬，則賦予了汗血寶馬更接近“天馬”的形象。銅馬比例精準，雙耳豎尖，四肢修長矯健，尾部揚起，加之通體鎏金的工藝，彰顯了漢帝國的威儀。在畫像石與畫像磚中，山東嘉祥武氏祠中也有“天馬”圖像，描繪出天馬騰云駕霧、逾越山川的場景，造型融合了現實馬匹的矯健與神話的奇幻，將傳統祥瑞與漢武帝時期對寶馬的崇拜相結合，體現了天馬成為權力與理想的象征。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東漢時期（一說為西晉）的銅奔馬，以“馬踏飛燕”的動態，將“天馬”的速度與力量夸張表現，馬的三足騰空、一足踏燕的瞬間，不僅展現了工匠高超的寫實技巧與浪漫想象，也象征了漢代人開疆拓土、征服萬難的豪情。

“天馬”形象始終與漢代的國家意志和開拓精神緊密相連的同時，也帶來了文化內涵的深化，結合漢代儒學“天人合一”的觀念與意識。在“天人感應”的信仰認識下，“天馬”被認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是君主德政與國家興盛的象征。漢代銅鏡、墓室壁畫、瓦當、錦帛等文物中都多有象征“天馬”的馬紋出現，其中“天馬”往往作為引導墓主人靈魂升仙的“靈駕”，與西王母、東王公等神祇同時出現，使之功能從現實作用延伸到了升仙。如此的“天馬”圖像也并非對先秦神話的簡單模仿，張騫通西域后，西域的馴馬技藝、藝術風格傳入中原，與中原傳統的馬文化碰撞融合，形成了兼具東方與西域特色的“天馬”形象。如出土于山東濟南章丘洛莊漢墓的鎏金龍馬當盧，采用青銅鎏金工藝，主體紋飾為龍馬形象，融合龍角、鱗片、羽翼等元素，將漢代的文化信仰與草原斯基泰文化的動物風格藝術結合了起來。這種文化融合在藝術上的體現，正是漢代兼容并包精神的縮影。

“天馬”崇拜不僅是漢代藝術的重要內容，更是漢王朝時代精神的體現，是軍事強盛的象征，是文化融合的見證，更是中國人排除萬難、超越自我的精神的最初表達。

翟振嘉（陜西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