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經卷
文物的流失,除了各朝代的正常流通外,大部分屬于殖民時代的文化掠奪。或是直接偷盜、劫掠,或是以欺詐的方式非法買賣。文物有其歷史的、科技的、藝術的、經濟的多重價值,近代中國文物的大量流失,是民族的屈辱記憶,造成大量財富外流的同時,也極大影響了本國文化歷史的書寫。在博物館與文物事業蓬勃發展的今天,需要重新認識流失海外文物的藝術與歷史價值。
流失海外的文物及其背后的
審美取向
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幾乎包含了所有門類,除了可移動文物外,還有大量不可移動文物也被切割盜掘甚至整體搬遷。按照文物分類分析,可以看出流失海外的文物反映出西方與中國既有相同、又多不同的審美取向。
流失海外的文物首先是以圓明園所藏為代表的宮廷文物,“材有美,工有巧”,最具國寶價值,且雅俗共賞,代表了中國古代工藝文明的高度。除此之外,流失數量最為龐大的不是傳統藝術中極被重視的文人畫,而是諸如陶瓷、青銅、雕塑、石窟壁畫及造像等各類工藝美術。它們往往工藝技術水平較高、耗費材料與工時較多,最能呈現出藝術文化穩定、恒久的狀態,它們更受西方掠奪者重視。
在這些品類上,西方起步較早,搶先挑走了那些制作最為精致、保存最為完好、工藝水平最高、歷史價值最大的部分,除了無法帶走的文物如建筑、石窟外,留給國人的往往是殘損、破舊、零散、價值較低的部分。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人對文物面貌的認知,以至于到今天,在大多數的國人印象里,文物都有著歷經千年滄桑的殘舊感,當面對那些保存如新的文物時會不自覺地產生陌生感甚至真偽之疑。當然這些流失文物中不乏上世紀的偽造,還有因過度去除銹斑(“洗澡”)后的變新。
文物史、藝術史書寫的
定名與話語權
西方面對大量劫掠來的文物,除了鑒定真偽、統計目錄外,還有展陳問題及相關的研究,率先形成了對區域國別史的敘事與書寫。西方有關中國文物的博物館收藏與展覽,所催生的中國藝術史的早期書寫,是國際漢學研究的組成部分;有關學科、專業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也直接影響了中國對本國藝術文化的研究和書寫。
其一,改變了畫史一家獨大的格局,增補了其他藝術門類的歷史。與西方美術專業包含建筑、雕塑和繪畫的門類對比,中國古代美術史主要是繪畫史,既有最早的繪畫通史著述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又有清代繪畫著錄大成的《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和畫學文獻大成的《佩文齋書畫譜》。但隨著西方藝術史研究成果的引介,以及本土書寫的模仿、獨立研究,今天的中國美術史著述已經包含建筑、雕塑、陶瓷、青銅、石窟、漆器、竹木、園林、陵墓甚至城市規劃等各個門類,美術史的邊界在不斷拓展。
其二,西式的定名方式影響巨大,導致了本土中國美術史研究“行業標準”的失語。首先就是命名的問題,屬于傳統名物學研究的“為名找物,為物定名”,有著對典籍文獻與文物都要熟悉的難度。西方學者采用了以外在特征描述文物的命名方式,如漢代的博局鏡被命名為TLV鏡,因上面有類似英文字母的T、L、V符號;又如出土于長沙馬王堆漢墓的“非衣”(一種喪葬用帛畫),被西方學者按其外形命名為T形帛畫,因其外形上部平寬、下部窄長而類似英文字母T。這些命名被沿用百年之久,是西方以其文化領先優勢所形成的話語權的學術輸出。
文物見證了國家歷史的發展,承載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而那些藝術水平較高的文物更反映了獨特的精神氣質與天才智慧。故而英國的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曾說:“偉大的民族以三種手稿書寫自己的傳記:行為之書、言詞之書和藝術之書。欲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兩部為基礎;但尤以藝術之書最值得信賴。”相較于實踐傳承記憶的行為之書、歷史文本記憶的言詞之書,文物藝術之書更是直指民族的本真與心理。流失海外文物造成了本國藝術與歷史書寫的缺失,還導致了學術話語權的旁落,這是需要迫切展開與專門研究的沉重課題。
(作者系西安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