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經卷

文物的流失，除了各朝代的正常流通外，大部分屬于殖民時代的文化掠奪。或是直接偷盜、劫掠，或是以欺詐的方式非法買賣。文物有其歷史的、科技的、藝術的、經濟的多重價值，近代中國文物的大量流失，是民族的屈辱記憶，造成大量財富外流的同時，也極大影響了本國文化歷史的書寫。在博物館與文物事業蓬勃發展的今天，需要重新認識流失海外文物的藝術與歷史價值。

流失海外的文物及其背后的

審美取向

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幾乎包含了所有門類，除了可移動文物外，還有大量不可移動文物也被切割盜掘甚至整體搬遷。按照文物分類分析，可以看出流失海外的文物反映出西方與中國既有相同、又多不同的審美取向。

流失海外的文物首先是以圓明園所藏為代表的宮廷文物，“材有美，工有巧”，最具國寶價值，且雅俗共賞，代表了中國古代工藝文明的高度。除此之外，流失數量最為龐大的不是傳統藝術中極被重視的文人畫，而是諸如陶瓷、青銅、雕塑、石窟壁畫及造像等各類工藝美術。它們往往工藝技術水平較高、耗費材料與工時較多，最能呈現出藝術文化穩定、恒久的狀態，它們更受西方掠奪者重視。

在這些品類上，西方起步較早，搶先挑走了那些制作最為精致、保存最為完好、工藝水平最高、歷史價值最大的部分，除了無法帶走的文物如建筑、石窟外，留給國人的往往是殘損、破舊、零散、價值較低的部分。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人對文物面貌的認知，以至于到今天，在大多數的國人印象里，文物都有著歷經千年滄桑的殘舊感，當面對那些保存如新的文物時會不自覺地產生陌生感甚至真偽之疑。當然這些流失文物中不乏上世紀的偽造，還有因過度去除銹斑（“洗澡”）后的變新。

文物史、藝術史書寫的

定名與話語權

西方面對大量劫掠來的文物，除了鑒定真偽、統計目錄外，還有展陳問題及相關的研究，率先形成了對區域國別史的敘事與書寫。西方有關中國文物的博物館收藏與展覽，所催生的中國藝術史的早期書寫，是國際漢學研究的組成部分；有關學科、專業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也直接影響了中國對本國藝術文化的研究和書寫。

其一，改變了畫史一家獨大的格局，增補了其他藝術門類的歷史。與西方美術專業包含建筑、雕塑和繪畫的門類對比，中國古代美術史主要是繪畫史，既有最早的繪畫通史著述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又有清代繪畫著錄大成的《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和畫學文獻大成的《佩文齋書畫譜》。但隨著西方藝術史研究成果的引介，以及本土書寫的模仿、獨立研究，今天的中國美術史著述已經包含建筑、雕塑、陶瓷、青銅、石窟、漆器、竹木、園林、陵墓甚至城市規劃等各個門類，美術史的邊界在不斷拓展。

其二，西式的定名方式影響巨大，導致了本土中國美術史研究“行業標準”的失語。首先就是命名的問題，屬于傳統名物學研究的“為名找物，為物定名”，有著對典籍文獻與文物都要熟悉的難度。西方學者采用了以外在特征描述文物的命名方式，如漢代的博局鏡被命名為TLV鏡，因上面有類似英文字母的T、L、V符號；又如出土于長沙馬王堆漢墓的“非衣”（一種喪葬用帛畫），被西方學者按其外形命名為T形帛畫，因其外形上部平寬、下部窄長而類似英文字母T。這些命名被沿用百年之久，是西方以其文化領先優勢所形成的話語權的學術輸出。

文物見證了國家歷史的發展，承載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而那些藝術水平較高的文物更反映了獨特的精神氣質與天才智慧。故而英國的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曾說：“偉大的民族以三種手稿書寫自己的傳記：行為之書、言詞之書和藝術之書。欲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兩部為基礎；但尤以藝術之書最值得信賴。”相較于實踐傳承記憶的行為之書、歷史文本記憶的言詞之書，文物藝術之書更是直指民族的本真與心理。流失海外文物造成了本國藝術與歷史書寫的缺失，還導致了學術話語權的旁落，這是需要迫切展開與專門研究的沉重課題。

（作者系西安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