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批評家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讀書。現在年輕的史論系學生書讀得不夠，這個書不是說藝術史方面的書，而是文史哲各領域的書。我始終覺得現代主義時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其實就是后現代主義，它也是現代主義的一個延伸，它的核心精神基礎還是現代主義。因為現代主義是知識分子群體在19世紀末20世紀第一次遭遇的最大危機，如何面對上帝之后的問題，如何面對消費社會，如何面對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很多問題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到現在這些問題依然愈演愈烈，沒有弱化的趨勢。那還有就是語言寫作能力，國內的史論系教育在語言寫作這塊一直沒有跟上，當然有些學校也開始注意了，開始開設文學課，但總的來說這個訓練量還是不夠，而且這方面的教材、教師都沒有。再就是翻譯，因為現在年輕的一代處于兩個關鍵領域都沒法跟老一代競爭的問題。第一是策展，我們那時候沒有策展，你只要克服一些困難，策出來了就很容易產生影響，現在策展，尤其是北京的展覽太多了，多得你不想看。而且策展的門檻也高了，需要資金，不像以前可以做窮展覽，現在都得出畫冊、PARTY、報銷機票，現在連一些有一定資歷的批評家，要搞到大筆資金做展覽都很困難。老批評家寫的文章，一些理論術語、理論方法，當時差不多還是比較陳舊的，我們當時引進了一些新的理論方法和語言形式，比如說文化理論、后現代主義、語言學、結構主義等，所以我們當時語言上、批評寫作上，也是對老一輩有所超越。而現在大家使用的理論語言，好象也沒有比老的不同到哪兒去。比如四川美院，現在感覺他們還是沒法超越王林，四川美院那些年輕批評家寫的東西，語言和概念也沒有比他新到哪兒去。也不像現在很多海外的年輕藝術史學者跑到中國來跟藝術家泡在一起，泡藝術家村。實際上做批評家、策展人的這個過程比較有挑戰性，這個職業主要是一種精神滿足。很多人都說這次做完堅決不再做了，過一陣他又做了。這里邊的痛苦、絕望，包括后來把事情做成之后的滿足感，還是容易讓人上癮。我還是受現代主義的影響：沒有痛苦的精神，肯定沒有深度。當然痛苦本身也不代表幸福，但是你能把痛苦的經歷變成一個美學的東西，能夠變成一個形而上學的東西，那你的痛苦就會演變成為一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