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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吳郡人，擢進士第，嘗官大量司直檢校禮部郎中，書學二王。凡其書碑，李陽冰多為題額，書名益高。唐竇臮《述書賦·下》竇蒙注云：“從申志業精絕，工正行書，握管用筆，其于結字緊密，近古所無。恨歷覽不多，聞見遂寡。”唐呂總《續書評》謂從申真、行書“遠近稱美，獨步江外”。宋朱長文《續書斷》卷下列其書入能品，宋黃伯思《東觀余論》云：“從申書雖學右軍(王羲之)，其源出于大令(王獻之)，筆意與李北海(李邕)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嘉尚。”明項穆《書法雅言·正奇》謂從申“筆氣絕似北海”。明馮班《鈍吟書要》云：“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清梁巘《評書帖》謂張從申“開張本大令，遒緊本率更(歐陽詢)，然書多生硬，不及北海勁健中饒柔和”。清朱履貞《書學捷要》卷下評其書為“筆畫沈峭，風格蕭疏”。傳世書跡有《李玄靖碑》、《王師乾神道碑》、《慎律師碑》、《改修吳延陵季子廟碑》、《銅牙鎮福興寺碑》。弟從師、從義、從約并工書，時人稱“張氏四龍”(見梁披云著《中國書法大辭典》張從申條目)。張氏書法承襲右軍書風，《李玄靖碑》為張書中最烜赫者，在唐行書中極得名，拓本流傳甚少。觀此碑書法，用筆爽利、遵勁，結構得《集王書圣教序》，所謂“右軍風規，下筆斯在”
《李玄靖碑》(張從申書)又稱為《玄靖先生李含光碑》，全稱《唐茅山此陽觀玄靜先生碑》。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八月十四日刻，由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碑石原在江蘇句容玉晨觀，明世宗明嘉靖三年（1529年）毀于火，傳世拓本甚稀，未見整紙本，字共八百三十五，原碑行數已不可知。
《李玄靖碑》記載了唐朝茅山此陽觀道士李含光一生行實。李玄靖(683—769)，字含光，本名弘，因避高宗太子李弘諱，故改為李姓。他是神仙道教上清派陶弘景五代傳人，頗獲玄宗嘉許，是當時朝野上下信徒最多的著名道士。李玄靖本人也精通書法，顏真卿在《李玄靖碑》中說他“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在唐朝，佛道中人均極精書法，此為抄寫經卷和游藝之需要，故而佛道二系書法蔚為大觀，并與俗世書家多有往來。道家善書者還有如太清宮道士盧玄卿，權德輿《太宗飛白書答詔記》稱“工為篆隸八分諸書，具其家法。”又有魚又玄、梁元一，《宣和書譜》卷十謂：“(道士魚又玄)工行書，得王羲之筆意，而清勁不墮世俗之習，飄然有仙風道骨，可以想見其人。“卷五評之曰：”(道士梁元一)尤喜翰墨，初慕鐘、王楷法，久而出入規矩之外。然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觀其書《太上內景經》，作小楷法而體兼叢善，乃知游方之外者，非世習之所能及也。”李、盧、魚、梁四人，雖名高千載，深得后民敬仰，然元一紙片石留世，終令人扼腕(見朱關田著《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我們今天只能從柳識(字方明，工文章。)的文章中去一窺李玄靖之風采了。
此碑筆意雖出自《圣教序》，然云其柔美三分，增其簡勁三分。所謂干凈利落，筆短意長，起落筆之處求之以方，以得遒逸之氣，顯得峻勁嚴整，古拙雄健，有“畫能如金發之割凈，白始如玉尺之量齊”(清笪重光《書筏》)之妙。體稍疏雋，曲折頓宕，方峻中寓圓柔，嚴整中現婉麗，甚有歐陽詢遺意。此碑前半段寫得拘謹而后半段則已放開，更有開合變化之妙。 唐代書法無論在筆意、筆法以及形體結構上都是一個大整理的時期，是對前朝繁冗蕪雜的書法內在因素的再厘定，從楷法上說，歐陽詢無論在字體、筆法、結構上都是對北碑正書的雅化和整飭化。同樣，張從申也是從行書角度以《集王圣教序》做同樣工作，但沒有取得特別的成功。惟顏真卿從篆法入手來改造行書，別創一格，終于臻達中國行書的又一高峰，這只能說是書家在識見和取法上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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