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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四年”是這塊碑文開頭的四個字，它 告訴我們刻碑的時間是公元117年。在東漢 眾多的、以隸書為主的碑刻中它顯得很特別，那 就是以隸書的方法來寫篆書。東漢已不是篆、隸書體的轉變階段，所以這種特征與秦隸中夾雜篆體是兩回事。只要看一看《祀三公山碑》上時有在橫畫的末尾裝上一個“現代”的波挑捺腳，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它如何盡力寫成篆書的結構，終究打上了隸書時代的烙印。
《祀三公山碑》行間茂密，大小穿插，長短變化，由于行距相等而字距不等，因此具有變化中的整齊美。在單字的結構上它也不同一般，部首的組合，常常超越了常規，出人意料地夸大某一個局部，使許多字展現出一種拙笨的動態，形成了獨特的風采。
在漢代的篆書中風格與它比較接近的還有《漢嵩山少室神道闕》，《王莽新嘉量》、《嵩山開母廟石闕》，以及碑的篆額，漢瓦當文，漢磚文等。這里刊出的《漢單于和親方磚》結體古樸，也屬漢篆中的佳作，這種平正方直的漢篆在漢又稱繆篆，漢印中的文字亦包括在繆篆之中，因此《漢祀三公山碑》自出土以來，和其他漢代篆書的資料一起一直被篆刻家視為學習的典范。
《祀三公山碑》，全稱《漢常山相馮君祀三公山碑》，俗稱《大三公山碑》。清翁方綱考為東漢元初四年（117年）作。該碑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為元氏縣令王治岐在元氏縣城外訪得，現存元氏縣西北封龍山下。清王昶《金石萃編》記該碑：“碑高六尺九寸五分，廣二尺五寸”。山東滕縣曾有翻刻本，上海藝苑真賞社有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篆隸》（上）、《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1）俱收入此碑。清劉熙載《藝概·書概》云：“《祀三公山碑》，篆之變也。”楊守敬《平碑記》評價此碑：“非篆非隸，蓋兼兩體而為之”。
《祀三公山碑》以方筆寫篆書，開篆法用筆新境界。歷來作篆皆尚中鋒圓筆，求其渾雄婉通；作隸用方筆，取其峻利茂密。《祀三公山碑》起筆方截，尤顯古拙生辣。轉折處方圓兼用，小者用圓，大者用方，別開生面地展現了一種生澀峭厲的篆書體例。與用方重之筆相吻合的是，《祀三公山碑》在結字上一改篆書縱向延伸、修長的特征，易之以方折、緊斂的結字方法。這種以方為體的篆書結字形式，具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顯得寬綽雄強、穩重方博，呈現出一種寬宏浩大的氣象，集合了瓦當文字與漢印文字的裝飾之美。不同的是，瓦當文字與漢印文字是少數字派，而《祀三公山碑》則是一篇縝密綿長的文字巨作。字形雖方整，收筆處往往左右分開，造成橫向開張之勢，通過對弧形圓線的巧妙運用，將“蜾扁與繆篆相糅合”，渾穆中更顯靈巧生動，讓人覺得在方整的結體中仍蕩漾著勃勃生機。
《祀三公山碑》章法獨特，其雖產生于篆書和隸書十分成熟的年代，但其不囿陳規，未入流俗，大膽嘗試極富新意的筆法與字法，構建宏大的章法，打破了結字慣常的對稱和均衡，注意字形正側、大小、疏密、虛實的對比，強調字形結體的自由與縱橫觀照，從局部到整體、從單純到復雜，最終回歸質樸之境，大大提高了全碑的視覺表現力和藝術魅力。同時，此碑字態拙樸無華，生澀的用筆結字透出冷峻肅穆的氣息，使通篇格調更顯古茂拙樸。在斂縱隨心、縱橫開合的揮灑中，有卓爾不群的藝術風采。如“年、山、隴、神、降、郭、公、令、大”等字，忽斂忽縱，每于環轉扁方中以渾凝生動的筆線營造出萬千氣象，鑄就此碑深邃悠遠而又古勁爛漫的崇高意境，這是臨習中需要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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