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葉飄香、龍舟競渡的端午節即將到來。在古人的認知里，五月五日陽氣至盛，蛇蟲出沒，暑毒四起，易生瘟疫。《禮記·月令》中有“仲夏之月，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之說，足見古人對這一時節的敬畏。不過，大自然在給人們帶來威脅的同時，也賦予人們對抗疾病的武器——茂盛的草藥。于是，端午期間采草藥、制香囊，便成了一項充滿智慧的生存藝術、一份延續千年的健康守護。這一習俗不僅承載著人們對健康的祈愿，也體現了“天人相應”的中醫哲學，凝結著“順應天時、調和陰陽”“治未病”的理念。

在清代《十二月月令圖》五月的畫卷中，我們可以窺見古人端午防疫的生活圖景：一座敞開的廳堂內，擺放著一排古樸的藥格柜，柜前高幾上，葫蘆形的藥瓶靜靜佇立，這里便是園林中的藥房。采來的艾葉、菖蒲、蒼術等草藥，或熬湯沐浴，或制成雄黃酒，也可以將草藥裝入錦囊，隨身佩戴，是為香囊。畫中那個梳著總角發式的孩童，身后背著的就是這種香囊。香囊又稱“長命縷”，是端午時節的厭勝佩飾，承載著避邪祈福的寓意。

以香囊辟疫，源于中醫“衣冠療法”的智慧。《黃帝內經》提出：“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古人很早就認識到“邪氣”可從口鼻而入，因此希望利用芳香類藥物的揮發性，通過口鼻吸入和皮膚滲透，達到扶助正氣、驅逐邪氣、調整機體、預防疾病的作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香囊，揭開了西漢貴族防疫的“秘方”：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佩蘭、干姜……這些藥物不僅香氣濃郁，還具有溫中散寒、辟穢祛濕的功效。現代科學研究證實，茅香中的香豆素類成分具有抗菌作用，花椒和高良姜也有抑制致病菌的效果。東晉葛洪在《肘后備急方》中記載的“虎頭殺鬼方”，是將虎頭骨、朱砂、雄黃、雌黃、皂莢、辛夷等材料制成香囊佩戴，以宣通氣機、燥化濕濁。如今，盡管部分藥材如虎骨已不再適用，但其組方思路仍為現代芳香防疫提供了參考。

古人佩戴香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禮記·內則》注曰：“容臭，香物也，助其形容之飾，以纓系之。”這是香囊最早的形態。春秋戰國時期，佩戴香囊的風俗日漸興盛。屈原《離騷》云：“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江離、辟芷、秋蘭都是香草，連綴在一起，作為索佩、佩幃，與香囊有異曲同工之處。漢魏時期，“香囊”這一名稱正式出現在文獻中。東漢繁欽《定情詩》云：“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可見，當時的香囊是系在肘臂之下、藏于袖中的，讓微微香氣從袖筒中散發出來。

唐代，熏香習俗伴隨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產生了可以焚香的金銀材質香囊。唐代香囊制作得精致且便于攜帶，當時貴族階層的男女都會將其佩戴在身上，或懸掛于車輦上，歲終祭祀百神之日更需佩戴。白居易的“拂胸輕粉絮，暖手小香囊”，就描繪了唐代貴族女子佩戴小香囊暖手的場景。

宋代，海內外香料貿易已非常發達。香料與茶、鹽在宋代都屬于官方專賣品，香料滿足了宮廷需求后，又流入民間，每年為政府帶來大量稅收。《清明上河圖》中，有一家店的招牌上就寫著“劉家上色沉檀揀香”。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收錄了多種香藥方劑，比如“蘇合香丸”“安息香丸”等，皆以芳香開竅、辟穢化濁為要義。

明清時期，香囊制作更加發達，不僅材質多樣，有綢、緞、錦、紗之分，紋樣也極為豐富，常見五毒、八卦、蓮花、壽字等吉祥圖案，寓意驅邪納福，達官顯貴幾乎人人佩戴，民間亦流傳“帶個香草袋，不怕五蟲害”的俗語。

時至今日，香囊的身影依然出現在現代生活中，其制作方式和材質也愈發多樣化。傳統的蘇繡、蜀錦面料，現代的納米緩釋技術……古老智慧正與現代科技巧妙融合。杭州亞運會的“十二生肖抗菌香囊”，便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典范——既保留了傳統刺繡工藝，又添加了納米銀離子材料，增強了抗菌性能。

一枚小小的香囊，包裹著草木的精華，傳承著安康的祈愿，散發著文化的芬芳。從屈原《離騷》中“紉秋蘭以為佩”的高潔，到《孔雀東南飛》里“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的雅致，再到《紅樓夢》中牽連著寶黛情愫的香袋，幾千年來，香囊也已超越了防疫的實用功能，成為文化與情感的載體，那縷芳香穿越時空，延續著一份悠遠的文明記憶。

（作者系湖北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