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末記者曲慧與王華祥老師的訪談

曲：“喜入迷途”的主題是什么意思？迷途是什么？喜又在哪里？

王：15年前，我曾經寫了那本叫做“將錯就錯”的書，其實那本書的文字很少，只有幾千字。記得當時是河北美術出版社的編輯曹寶泉先生約我出版一本素描專集，書名好像叫做“王華祥素描集”或“ 名家素描集”之類，交稿時我在石家莊他的家中用了兩天（好像是吧）寫了書中的那些文字，我們商定了那本書的名字改為《將錯就錯》。當時出版社的領導還反對用這個名稱，他們說，這哪像一個書名啊，這分明是一句成語嘛，我急了，態度非常堅決，如果不用此名，這書寧可不出了。在寶泉的努力下，社領導做了讓步。寶泉在書中的編后語中預言了這本書的作用， 評論家尹吉男先生對“錯”給予了肯定和展望，老藝術家當時身為央美副院長的朱乃正先生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這本薄薄的畫冊會在中國掀起那么大的波瀾。我的命運因此而發生完全的改變。一方面，我成了年輕人的精神領袖，他們將它當成了個性解放和對抗學院和正統觀念的武器和盾牌，另一方面，我受到了央美乃至全國高校的抵制和封殺。社會上的人以為我很有名，在中國是一個腕兒，其實其中的艱難非常人所能想象：勢利的學生弟子都躲著我，同事之間也幸災樂禍，后來我辦“飛地藝術坊”時有些小頭兒就放言說王華祥的學生一個不要。雖然我的進修生數量已經超過好些學校的院系進修生了，八大美院的研究生，本科生都有來學習的，但是，美院的很多同行會說：王華祥畫不了畫了，所以辦班掙錢去了。其實，更讓他們嫉妒的是，我還是中國90年代最早的為數不多的與境外畫廊簽約的藝術家之一。但是，人們不知道，我不僅敵視一元化的霸道專橫的學院教育，我同時也反感丑化國家和領袖的洋奴式風潮。這兩種人彼此為敵，但其實本質相同：前者是奴才，后者是娼妓，都是沒靈魂的行尸走肉。我也瞧不起市場，你瞧當時拍賣行賣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兒啊，越有名越惡心。于是我寧可“喜入迷途”。我斷絕了與美術界的一切來往，隱居在昌平上苑的一個小村子里，一呆就是十余年。我本打算再也不回美術圈了，甚至與朋友投資千萬在平谷區的山里建了一個廟一樣的美術館。但是，突然之間。我又殺回城里來了，我在環鐵租了一個上千平米的工作室，為什么呢？因為我看到了美術圈又好玩起來了：強盜、小偷、男妓、暗娼、流氓、無賴、英雄、哲人、賢人、圣人都一起登場了，國家領導者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與胸懷，中國民眾所表現出來的積極而向上的力量，有產階級的出現和他們民族意識的復蘇，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磁力和全世界對中國的關注都給了我極大的鼓舞。盡管美術圈還相當的黑暗和齷齪，但是，我認為理應有一些能夠與我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相匹配的精神和人物出現，我相信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因此，我應當回到這個戰場和舞臺。

曲：您曾說過，您的理想是做一個大藝術家和一個大教育家，現在，這樣的身份已經被大家所認同。但如果只能選擇一個，您愿意做藝術家還是教育家？為什么？

王：如果我現在是30歲，我還愿意做教育家，但是，我已經45歲了，畫畫會更容易出成果一些，我還會帶學生，但是那種師徒式的了。

曲：您是版畫出身，以創作版畫出名，近年的展覽卻多以油畫示大家，有沒有一點對大形勢的順從考慮？

王：畫油畫并不是為為順大流，我的野心要比這個大得多。

曲：素描對您的創作來說，意味著什么？草圖做公開的展出，是否太隨意？

王：素描是我與歷史，與自然和與自己對話的最佳方式，素描還支撐著我驕傲的個性。

曲：對同時代同年齡的方力鈞、劉小東，你有什么評價？

王：對劉曉東，我至始至終是最喜歡也最佩服的藝術家，對方力均，我曾經對其過度的商業化反感，但是，我新近看了他在“Hi”雜志上的談話，心里就說：這家伙是一個真正的得道之人。

曲：本次展覽作品中您最得意的一件或者一個系列是什么？當然自己的作品都會喜歡，如果我們希望您推薦自己的一件（系列）的話？

王：我喜歡亞當夏娃系列，如《偷人》《更年期的亞當夏娃》和《錢這根鳥(dia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