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您的角度，您怎樣看待過去三十年的中國美術？

岳老師：這個問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首先對比我們今天來談論中國當代藝術的時候，會發現今天去看任何一個關于當代藝術的展覽，它的源頭都來自于七十年代末，很少有這個動力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發動的，就是它后面的小動力都可以在七十年代末的大動力當中找到。

記者：為什么？

岳老師：你可以分析出來，今天主流的這些藝術，不管是F4還是四大金剛，是海外成功的，還是國內成功的。他們之前的根基都是跟1989年的藝術展覽，包括上上下下的85美術運動是非常有關系的。今天如果有一個枝杈，都會發現也是在這個枝杈當中分出來的，就算有一個枝杈也不能形成一個大的流域，都還在那個大的流域里邊流動。所以85美術運動之前的“星星美展”形成一個總體的動力，首先我是這么來判斷的，過去三十年的藝術實際上是一個整體，我經常把它當一個整體。

記者：那個時候，您說的那個展覽真的有那么大的影響嗎？

岳老師：當然有了，我們可以簡單地理一下。因為七十年代末的時候，中國面臨的是一個重新打開國門，面向世界的問題。那個時候很多人最開始是學現代主義，就是摩爾的雕塑或是抽象。還沒有看到很多書，最開始是“傷痕美術”、《西藏組畫》這一類的，甚至包括“星星美展”里邊都已經把藝術和政治抗議結合在一起了，這個動力是根植于當時整個中國的氣氛和環境，所以那個時候出來的不光是美術，也有詩歌，也有像高行健的戲劇，也包括思想界的很多人。就是思想、文學、藝術、詩歌、小說、電影，最開始是有點兒混沌式的，這樣去推出來。緊接著后來85美術運動作為一個進一步的推動，一直到1989年的展覽，89年的那個展覽作為一個分水嶺，也有人考慮到89年的敏感事件被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在中國，一部分到達了國外。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國在海外的藝術家正好趕上了西方開始關注多元文化，所謂的多元文化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身份加入到了西方藝術的大家庭。這個一匯流了以后，中國當代藝術在海外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到了2000年以后，因為奧運、世貿的關系，就使得當時對于整體社會環境有一定對抗性、反叛性的當代藝術獲得了市場上面的成功機會。我始終覺得中國的當代藝術或者是從八十年代的現代藝術到九十年代以后的當代藝術對我來說都是同一個故事。因為我是最近才到北京來的。我在西安，地理上有一個距離，所以我看待這個故事始終是一個故事，對我來說不是散的，是整體的。為什么我要把它當一個故事來分析？因為我想對比的是我們三十年以后的今天跟它究竟有什么不一樣。

記者：您覺得將來會續寫不同的篇章，還是繼續一個大的整體？

岳老師：我覺得如果按照當時的故事劇情來說，現在已經到了強弩之末。這個就像《越獄》一樣，一個電視劇，你覺得觀眾都愛你看你逃獄，你就不斷地拍下去，然后拍第四季甚至第五季。問題是觀眾總有一天會疲倦，就是劇本是無法永久支撐觀眾注意力的。同樣中國當代藝術這個劇本不可能永遠支撐起中國的想象力，我覺得它已經到了一個終點。如果我們重新出發，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劇本，我是這樣想的。

記者：作為當代藝術的演員，您希望劇本怎么發展？

岳老師：首先，其中的一個基礎就是我想分析的是兩個時代——1979年和2009年。他們面對的舞臺、觀眾，還有燈光效果，種種這些東西的差異是什么？首先在1979年我認為它是一個改革開放的舞臺，中國封閉了幾十年以后重新打開國門。舉一個例子，上海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已經是世界之都了，國際化的城市，世界主義的。因為中華民國成立以后才成為中國的一個城市，就是它的國際化進程被中斷了。到改革開放之后它是重新回到世界，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回到世界。所以我覺得1979年所面對的舞臺是一個長期在暗屋子里突然打開天窗欣喜若狂的舞臺，這是一個重要的特點。他們擁有一股被積壓已久的爆發力，這種爆發力是粗糙和狂放的。同時他們的心態是學生的，他們一直認為哪怕這個天窗打開了，實際上也是一個井底之蛙所看到的井口。認為向往的是彼岸，我們作為井底之蛙來說永遠是一個學生，應該去學習并崇拜西方。所以八十年代的很多人拼了老命都要出國。即使沒有出國，他們在心里面也已經出去了。為什么？因為他們畫的東西全是西方式的。這種對西方盲目的向往會導致他在政治上的判斷是認為中國是不開放的，是不民主的，因為直接的參照物是美國和英國的民主制度。作為文化上面，我們是落后的，需要改造的，需要現代化的，甚至到后來需要后現代化。這個參照跟“五四運動”有點兒像，我們是學生，是被動地學習。在經濟上也要學習西方，市場經濟。所以在政治、經濟、文化當中完全是一個小學生。然后我們當時只要能學的都學，所以那個時候的心態是學生心態。那好，我們來對比，2010年的時候首先穿梭于這個井口上下，穿梭于此岸和彼岸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很多人一個禮拜不斷地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中國和歐洲之間來回做買賣、訪問和展覽。對他們來說此岸和彼岸的區別已經不大了，這時候我們的心態已經從容了，我們那種對于此岸的否定性動力就沒有那么強了。因為并沒有拒絕你去彼岸，所以你去彼岸的成本也降低了。如果考慮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后的互聯網技術，就更可以說，甚至不用肉體出國，在心理上就是地球村的一個成員。當然今天不能夸大互聯網對于全球化的作用，因為我們知道金融危機表現了這么一個盲目樂觀的不正確性。但是我覺得互聯網技術已經導致我們今天整個身心世界不會再對于此岸和彼岸之間的裂痕有太多的敏感性。等于說我們今天是站在一個相對從容的心態當中來面對這個世界，面對中國，繼續考慮今天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如此強大。考慮到這兩年的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效應，甚至已經非常樂觀地呼喚出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要取代華盛頓共識的這么一個基礎，居然已經導致了一種盲目樂觀的精神。就是說美國都應該來向中國學習。有人認為現在奧巴馬甚至執行的是社會主義政策，比如說對華爾街進行打擊，對盲目的資本主義進行一種管制和約束。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方式說不定是西方都應該認真研究的一個方向，包括我們溫總理在劍橋大學被那什么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整個演講里邊太樂觀了，引起觀眾的不滿。他們認為就是一個獨裁國家的領導人，太樂觀地來我們劍橋大學炫耀了。不管怎樣，種種跡象表明今天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學生的心態了，即使他還不是老師，但會覺得我跟你是平等的。當年瞧不起我們的日本，現在對我們是非常地戒備。在經濟上已經被我們慢慢趕超的時候，日本的心態是普遍地對中國具有非常大的抵抗性。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時代背景，一個是更從容，另外甚至有點兒囂張，這種囂張當然是有點兒不理性的。同時我們現在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這都是我們的時代基礎，最后不要忘記的就是我們這群演員，都是出生在70、80、90后的人，跟他們50、60后的人，苦大仇深的特點是不一樣的。他們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像我這樣的都是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其實對于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的迫害沒有太多的切膚之痛，并沒有那么多歷史包袱。八十年代風起云涌的思想解放運動，包括學潮，很多極端事情，對我們來說它不是親身經歷的，所以我們成了沒有歷史包袱的一代登上了這個舞臺。所以我覺得這一代人要很輕松，劇本的方式不是苦大仇深。如果樂觀地來說，就是比較陽光，但從悲觀來說是缺少責任感。可是不管怎樣，我想強調的就是說兩個舞臺完全不一樣，兩個劇本絕對不可能一樣，就算你想一樣，也不會一樣。這個就是我覺得今天肯定是會出一個全新的劇本，如果還按照原來的老劇本做一些細節上的修修補補，我估計不會打開什么局面。別說2010年了，從2000年以后就差不多了。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特點，從2000年以后做的每一個大型的當代藝術展覽，里邊的藝術家名單重復率都高達80%。就是有80%的人是不管是什么展覽都有的，20%是可有可無的。這就證明整體這個板塊已經衰落了，沒有新生力量了。新生力量只是裝飾品，最多偶爾有個把點綴一下，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我們所要思考的就是這個劇本是什么，就是這樣的。

記者：您能否簡單的規劃一下這個新劇本的內容？

岳老師：首先你會發現今天中國的表達工具已經改變了，戲裝也改變了。什么叫工具改變了？二十年代我們認為可以寫一首詩，畫一幅畫，出一本書，那是相當牛的。而在互聯網時代，要干這幾件事很容易，只不過說你覺得沒有太大面子而已。因為你在網絡上寫一個小說，馬上就能看得到，不用去演講，也不用去買書號。同時你想畫一幅畫，你發網上去別人也能看得到。就算你想展覽，現在也有很多展覽的渠道。但是我們今天，特別是80后和90后，他們的整個工具已經涉及到一個鍵盤。另外他們的劇本格式，很多都是來自于網絡游戲或者動漫，那么他們所接受的這些咨詢和反映的能力更多地是來自于這些東西。你很難想象成長在一個從小看動漫，打著電子游戲長大，敲鍵盤的時間遠遠多過拿筆的時間，這幾代人能夠創作出跟羅中立的《父親》和陳丹青《西藏組畫》一樣的東西，那都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所以我覺得這個劇本是什么，首先要看它的工具是什么，書寫的邏輯是什么。但是有一點，我覺得這個劇本應該注意的就是80、90后教育上有一個重大的缺陷，雖然獲得全球化的好處，但也失去了一個責任感，整體觀念非常薄弱。有時候我甚至認為這一代人很多都是被制度性地閹割掉，就是沒有政治態度。我們很難想象同齡的美國人和歐洲人，那些小孩不懂政治，因為他們成長在一個很正常的社會里邊，所以他們是有很正常的政治、經濟態度。我們中國這一點是很大的問題。有可能就是說器官、工具都是非常進化，但是我們可能書寫出來的是一個萎靡不振的東西。完全是一種淺薄的，充滿著極其表面的東西，這個是80、90后的重大危機。如果他們能夠吸取老一輩當代藝術家的責任感，把這種責任感整合到他們新的工具，新的器官上會比較樂觀。但是目前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挑戰，因為很少有這樣的人，非常少。
韓寒就屬于這種，他有新工具跟新器官，但是也有責任感。他的成本是他是一個反叛者，連上大學都沒有上過。這樣的話，他的反叛是他個人的人生經歷的反叛。他又是在東部地區成長的人，沒上大學，還是比較少的。他是一個特例，很多人都不會這樣，走得那么極端，他的例子比較特殊。

記者：80后、90后的一代人，應該如何對待文革時期甚至89時期的一些問題？

岳老師：這個部分，歷史問題沒有解碼，你們也看不到，就像微軟的Windows和尤尼卡的區別一樣。微軟不會開放原代碼的，就是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樣你們只知道今天中國社會經濟已經很發達了，但是社會矛盾很多，你不知道為什么。你要是問老一代人，可能他們都知道，因為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但是你又不愿意聽他講，甚至他也沒有那么充分的信心去解決它，主要還是對比兩撥人的區別。


本篇文章來源于 www.ssmuseum.com 原文鏈接：http://www.ssmuseum.com/a/Interview/2010/0608/2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