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現（德國，“禿頭戈女”策展人）
白一嵐（自由撰稿人）
白：請問為什么用“禿頭戈女”來命名這個展覽，您想要傳達一個怎樣的信息或者理念？
庸：兩三年前回國時，《非誠勿擾》的征婚電視節正好風風靡全國。當我聽到“寧可在寶馬車上哭，也不肯坐在自行車上笑”的名言時，感到中國社會極度荒誕可笑，簡直就象《1984》一樣。當時想在上大學時曾經演出過一部羅馬尼亞裔法國作家三十年代荒誕劇作家尤里斯庫著名的《禿頭歌女》的話劇。大家知道，“禿頭歌女”其實既與禿頭”，也和“歌女“無關，而與社會和生命的荒誕性有關。當下中國社會，一方面，在大城市出現了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經濟獨立的解放的女性，在經濟改革的過程獲得更多自由和表現的空間，出現了很多的女藝術家、女企業家﹔另一方面更多的女性又重新回到了傳統婦女的角色，甘心當家庭婦女，并不惜放棄人格而接受支配被動依賴角色。當下中國社會呈現各種多元同時并存的現象，形成了女性尷尬而復雜的處境，正與尤里斯庫話劇《禿頭歌女》一樣，荒誕而無序。
本次展覽“禿頭戈女”借用法國三十年代荒誕劇作家尤里斯庫著名的話劇《禿頭歌女》之諧音來隱喻中國雜蕪荒誕女性的現狀。最初考慮取名“禿頭國女”，后來藝術家藍鏡認為“戈女”更貼切。這里以“戈女”代替“歌女”表達了中國的女性藝術剛剛起步，正在斗爭中，還需操戈用武。女性藝術家在此作為“戈女”挑起了喚醒現代女性文化自我意識教化之戰斗重任。
白：您為什么選擇肖魯，李心沫，藍鏡三位藝術家參展？當時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庸：肖魯的“對話”，“精子”和“婚”等作品從理念上非常超前，甚至可以說是“酷兒”女權藝術的先鋒代表。她已經超越了申述“不幸”的受害者情結，而作為主體的“人” 獨立出場。因此女權藝術非肖魯莫屬。有意思的是，當我和肖魯談具體談展覽方案時，才了解她本人在做這些作品時似乎并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作品的強烈女權主義色彩。李心沫的作品有一種悲而不傷的美，受盡磨難，卻不自暴自棄，悲涼之中仍然充滿力量，愛和希望。她的“傷痕的陳述”，“陰道的記憶”都是旗幟鮮明，難得的女權作品。藍鏡由于長期生活在歐洲，她的女權明顯帶跨文化的“快樂女權”后現代特質。她的作品“中國蘋果”，“塵”等強調享受生活，兼顧家庭和事業，同時關注社會，打破男女社會窠臼與常規。三個海內外不同年齡段藝術家，分別代表了不同女權理念與可能性，是現在，過去和將來完美的組合。
白：“禿頭戈女”展，與中國許多女性藝術展好像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明確的提出了“女”權。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沒有出現過西方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所以也就沒有所謂的女性主義藝術，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庸：對！“禿頭戈女”明確提出女權，和國內的“女性藝術”區別非常大。即使是國外的中國女性藝術家展，也沒有一個象“禿頭戈女”一樣明確提出女權，并把女權納入人權。1998年波恩女性美術館曾經舉辦過“婦女能頂半邊天”的中國女性藝術家展。這個展覽還是焦距女性自身的心理感受，而沒有把女性問題從政治與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展示，因而缺乏鮮明的女性主體意識。
當中國經濟發展起來，社會多元開始時，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圍內的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已經在激烈交戰后趨于平和。世界格局下的今天，中國女權主義很難借國際潮流的東風而形成浩浩蕩蕩的女權運動。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傳統的儒家社會，“善良美麗”作為女性獲得社會承認的必要特征已經內化。這樣的氛圍下，中國當代藝術很難獨樹女權主義大旗。
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確沒有象西方一樣出現過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如果說曾經有過的話，那么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時期。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一開始就，“由于中國的大一統并不存在個體，也不適合于產生對立的概念。所以(近代)中國的女性解放并不是從男性中解放，而是從民族中解放”。和西方女權運動不同的是，它不是出于女性自己個體對性別壓迫反抗意識的結果，而是被民族“更高的”利益淹沒，并把自己的利益和民族國家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形成由上而下的“被解放“的運動。
五四時期，中國女性意識到自己是“奴隸”，開始了第一次女性主體訴求的現代自我啟蒙。共和國早期，民國時代剛剛喚醒的女性自我意識很快被新政權強調的階級差異和階級斗爭所淹沒。改革開放前，由于具體的政治文化的語境特殊性，中國女性解放和民族解放、階級斗爭相重疊，婦女解放并沒有質疑“自己是誰？”這個人類根本問題的訴求，而形成反對父權的自我獨立意識。八十年代開始，西方女性主義思潮進入中國，出現了反叛另類的聲音，但隨著資本主義市場消費的深化，剛剛建立起來的女性自信受到消費主義市場的消解。歷史上沒有過女權運動，并不意味不可以借鑒現有國際女性主義藝術，形成中國本土女性主義藝術思想，反過來促進社會思想變革和女權運動。
白：國內一般不談“女性主義藝術”，而是稱為“女性藝術”，“女性藝術”，“女性主義藝術”有怎樣的區別？
庸：女性藝術和女性主義藝術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英語中的女性藝術是FemaleArt，女性主義藝術是FeministArt。女性藝術是以性別劃分藝術家，而女性主義藝術則是以爭取女性主體意識出場的藝術。女性藝術僅限于女性性別，而女性主義藝術也可以包括男性藝術家。
白：您在德國生活多年，是否能夠介紹一下德國的女性現狀以及女性主義的發展變化？
庸：德國經歷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女性在政治上，學術上取得了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除了總理是女性以外，現行內閣一半是女性，多數以前由男性掌管的美術館都由女性代替。德國的女權可以說是進入了“第三波女權運動”，即超越兩性二元對抗， 進入新3K階段— “溫暖的母親， 性感的伴侶，事業上的女強人”。
白：在您看來中國女性的狀況怎樣？
庸：中國整體仍然還是一個以男人掌握政治、經濟、文化的男權社會。換句話說，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男人手中。大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女性自我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廣大農村地區的女性還仍然處于“村落文化”的掌控中。女權的啟蒙和教化仍然非常必要。此外，女性自身的反思也非常必要。很多城市女性仍然充滿封建觀念，不能脫離傳統思維窠臼。
白：圍繞”禿頭戈女”展，好像出現很多的爭論，有的贊成，有的持反對態度。有一篇文章標題是《女性主義不是仇恨》，不知你是怎樣應對這些質疑的？
庸：有爭論是好事，說明它觸動了社會的某種神經。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都是正常的。如果大家一起吹捧或打壓，反而讓人覺得可疑。《女性主義不是仇恨》的初衷是好的，女性主義的確不應該是仇恨。但它并不意味不應該對不合理的事情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藝術的特質就是要放大某些看來理所當然，卻非常不合理的東西，讓人們通過視覺刺激而達到反思的目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中庸的社會，人們不愿意真實地展現自己，同時，為了保全面子也不愿意對他人提出建設性的批評。這種虛偽的和諧并不是真正的和諧。只有交鋒后達成的共識與和諧才是真正持久的和諧。比如，西方議會在討論制定一條法令時，各個黨派吵得不可開交。但當少數服從多數實施后，各個黨派都心安理得地遵守。
白：也有人說，女性主義藝術和女權主義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而“禿頭戈女”展，可能會存在這個問題，你怎么認為？
庸：女性主義藝術和和女權主義藝術其實是一回事，都是從英文的Feminism翻譯過來的。“女權主義”似乎聽起來火藥味濃了些，“女性主義”聽起來比較溫和。
白：也有人說這個展覽太標簽化了，您作為策展人是否考慮過標簽化的問題？
庸：是有些標簽化，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不可能一邊旗幟鮮明地搞女權，一邊諂媚主流審美情趣。熊掌與魚，二者不可兼得。所以我們最后選擇了標簽，選擇邊緣。
白：能談談您以后的打算么？
庸：.“禿頭戈女”正在建自己的網站。網站將為中國文學，電影，造型視覺女性主義藝術提供一個介紹與交流的平臺。同時，我們將每年三月三號在北京召開國際禿頭戈女研討會。研討會將邀請一位國際女性主義藝術家或女權人士到中國切磋交流。此外，”禿頭戈女“將走出去和其它國家的藝術家進行對話展。明年十月，”禿頭戈女“將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藝術中心舉行”禿頭戈女“與三位南美藝術家對話展。
